第342章 刘组长，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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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可以沉默，可以否认，可以抵抗，也可以开口交代。选择权在张海手上，但无论他怎么选，结局都已经注定。
七月十日，上午八点。湖东市政府大楼。
刘小军走进市政府大院的时候，天空阴沉沉的，乌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的样子。风很大，吹得法国梧桐的树叶哗哗作响，有几片枯叶被风卷起来，在空中打着旋，最后落在他的脚边。
他走进大楼，上了电梯，到八楼。张海的办公室门关着，门口没有人。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张海的声音：“请进。”
推开门，张海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表情平静。看到刘小军，他站起来，脸上浮现出温和的笑容，但那笑容里多了一些昨天没有的东西——戒备、紧张，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刘组长，您来了。请坐。”张海指了指沙发。
刘小军没有坐。他站在办公桌前，看着张海的眼睛，说：“张海同志，我今天是代表省纪委来找你谈话的。有些问题需要你说明。”
张海的笑容僵住了。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文件从手里滑落，掉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他慢慢坐下来，靠在椅背上，看着刘小军，眼神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
“刘组长，什么问题？”张海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到。
刘小军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调查报告，放在张海的办公桌上，翻到最关键的那一页——三千两百万资金的流向图。
“张海同志，请你解释一下，这笔钱是怎么回事。”刘小军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张海的心上。
张海低头看着那页纸，脸色一点一点地变白，从额头到脸颊，从脸颊到脖子，像一张白纸在阳光下慢慢褪色。他的手开始发抖，呼吸变得急促，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办公室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能听到张海急促的呼吸声，能听到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像沙漏里的沙子，无声无息地流逝。
张海抬起头，看着刘小军，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的眼眶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流下来。他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刘组长，我……我交代。”
张海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的回音。但刘小军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他知道，这一刻，张海心里的那堵墙，终于塌了。
七月十日，上午八点。湖东市政府大楼，张海办公室。
窗外的天色愈发阴沉，乌云翻涌着从西边压过来，像一面灰色的墙，缓缓地、不可阻挡地推近。风比刚才更大了，法国梧桐的枝条被吹得东倒西歪，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像是无数只手在慌乱地翻动书页。办公室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张海桌上的台灯自动亮了，昏黄的灯光把他的脸映得一半明一半暗。
张海说完“我交代”三个字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低着头，盯着桌上那份调查报告，目光落在那一页资金流向图上，像是要把那张图刻进脑子里。他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一些，但手还在微微发抖，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发出细微的嗒嗒声。
刘小军没有催他。他知道，这种沉默是必要的。张海正在做最后的心理建设，从一个试图掩盖一切的人，变成一个愿意说出真相的人。这个过程不能急，不能催，不能打断。他要做的，就是等，耐心地等。
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秒都像是被拉长了。刘小军数着秒针的跳动，从一数到六十，又从六十数到一百二十。两分钟过去了，张海终于抬起头来。
他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流泪。他摘下眼镜，用衬衫袖口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这个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郑重的事情。
“刘组长，我能不能先喝口水？”张海的声音有些沙哑。
刘小军点了点头，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温水，递给他。张海接过水杯，双手捧着，像是捧着什么珍贵的东西。他喝了一小口，又喝了一小口，然后把水杯放在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刘组长，我从哪里说起？”张海看着刘小军，眼神里有犹豫，有挣扎，还有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
“从头说起。你和赵志远的关系，你什么时候开始帮他办事，他给了你什么，你为他做了什么。越详细越好。”刘小军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录音笔，放在桌上，按下录音键。红色的指示灯亮了起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张海看了一眼录音笔，没有表示反对。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整理思路。
“一九九八年，我二十七岁，在湖东市政府办公室当科员。那年春天，赵志远调到湖东市当副市长，分管经济工作。他要找一个秘书，办公室推荐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面试那天，赵志远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喝酒吗？我说不喝。第二个问题，你打牌吗？我说不打。第三个问题，你怕不怕得罪人？我说不怕。”
张海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个问题，是他选秘书的标准。不喝酒，不打牌，不怕得罪人。不喝酒，就不会酒后失言。不打牌，就不会被人做局。不怕得罪人，才能替他挡住那些不该见的人、不该办的事。我当时以为他是真的欣赏我，现在想想，他只是需要一个听话的工具。”
刘小军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张海的每一句话，他都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一个字不漏。
“给赵志远当秘书那四年，是我最累的四年，也是我最害怕的四年。他表面上对下属很好，很和蔼，很关心，但他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多疑、非常冷酷的人。他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他交给我办的事，从来不会说透，总是说一半留一半，让我自己去猜。我猜对了，他就笑一笑。我猜错了，他就不说话，用那种眼神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
张海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二〇〇二年，赵志远要调走了，去当湖东市的市长。走之前，他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小张，你跟我干了四年，我很满意。你现在是副科级，我走之前会把你提到正科，安排到市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你好好干，以后有的是机会。”
张海停下来，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水。
“我当时很感激他，觉得他是一个好领导。但我不知道的是，他的每一次提拔，每一次推荐，都是有条件的。他不是白给的人，他给的每一样东西，都要你十倍百倍地还回去。”
刘小军抬起头，看着张海。“他什么时候开始让你还的？”
张海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来。他睁开眼睛，眼眶又红了。
“二〇一五年。那一年，我刚当上副市长，分管城建和交通。赵志远已经是汉东省的副省长了，分管的工作还是那些——交通、能源、重大项目。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个叫王建国的老板，想做湖东市的城市快速路二期工程，让我关照一下。”
王建国。刘小军的心跳加快了一拍，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继续记录，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移动。
“我当时很犹豫。城市快速路二期工程，总投资十二个多亿，是湖东市当年最大的项目。如果我在招投标上做手脚，风险太大了。但我又不敢拒绝赵志远。他在汉东省经营了这么多年，关系网太深了。如果得罪了他，我这个副市长可能干不长。”
张海的声音开始发抖。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把王建国介绍给了刘金宝，让刘金宝去做这个项目。刘金宝是我的连襟，做建筑工程的，他有资质，有经验，也有办法把项目做成。我让刘金宝和王建国合作，湖东市建工集团出面投标，王建国出资金，项目做成了，利润对半分。”
刘小军停下笔，问：“这个办法，是赵志远授意的，还是你自己想的？”
张海说：“我自己想的。赵志远只说了让我关照王建国，没有说具体怎么做。但我知道他的意思——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让王建国拿到项目就行。至于我是介绍给别人，还是自己上，他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结果。”
刘小军继续问：“湖东市建工集团中标之后，王建国拿到了什么？”
张海说：“王建国拿到的不是工程本身，而是工程的转包权。湖东市建工集团中标之后，把整个工程转包给了王建国的公司，只收了百分之五的管理费。王建国拿到工程之后，又层层转包下去，最后真正干活的施工单位，拿到的钱还不到总投资的百分之四十。”
刘小军的心里涌起一股怒火。百分之五的管理费，换来了百分之六十的利润空间。王建国用这种手段，从湖东市的市政工程中榨取了巨额利润。而这些钱，最终有一部分流到了赵志远的口袋里，流到了张海的口袋里，流到了刘金宝的口袋里。
“张海，你在湖东市建工集团和王建国之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刘小军的声音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风。
张海低下头，不敢看刘小军的眼睛。
“我是中间人。刘金宝负责和王建国谈条件，我负责让湖东市建工集团中标。为了确保中标，我在招标文件中设置了一些排他性条款，只有湖东市建工集团符合条件。其他投标单位，要么资质不够，要么业绩不足，要么技术方案不达标。总之，不管他们怎么投，中标的都只能是湖东市建工集团。”
刘小军在笔记本上写下“招标舞弊”四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了两条横线。
“你从这些项目中，拿了多少钱？”
张海沉默了片刻，像是在算账，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实话。
“城市快速路二期工程，我拿了两百万。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我拿了三百万。新区地下综合管廊，我拿了两百五十万。轨道交通一号线，我拿了五百万。还有一些零散的项目，加起来大概两百万左右。总共……一千四百五十万。”
刘小军算了一下。一千四百五十万，对于一个副厅级的副市长来说，相当于他一辈子工资的总和。而这些钱，只是他通过刘金宝从王建国的项目中拿到的。赵志远拿到的更多——光是王建国账本上记录的三千万，就比张海多了一倍。
“这些钱，是怎么到你手上的？”
张海说：“通过刘金宝。刘金宝把项目利润分成之后，把属于我的那部分转到张敏的账户上。张敏是我妹妹，她的账户是我在用。每次转账，刘金宝都会提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金额和时间，然后我去查账。钱到了之后，我分批取出来，一部分存在家里，一部分买了理财产品和房产。”
刘小军问：“你家里现在有多少现金？”
张海说：“大概三百万左右。存在家里的保险柜里。剩下的钱，买了两套房子，一套在湖东市新区，一套在海边的一个旅游城市。理财产品的本金加起来大概五百万。”
刘小军把这些数字一一记下来。一千四百五十万的总数，三百万的现金，五百万的理财，两套房产。这些数字，将成为张海犯罪的铁证。
“赵志远知道你从这些项目中拿了多少钱吗？”刘小军问。
张海摇了摇头：“不知道。他从不过问这些细节。他只关心王建国有没有拿到项目，王建国有没有按时给他送钱。至于下面的人拿了多少，他不管，也不问。但他心里清楚，他吃肉，总要给别人留口汤喝。不然，谁替他办事？”
刘小军沉默了片刻，然后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张海，你知道赵志远的第二个账本吗？”
张海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的手开始剧烈地发抖，水杯被碰倒了，水洒了一桌。他没有去擦，只是盯着刘小军，眼神里满是恐惧。
“你……你怎么知道第二个账本？”张海的声音几乎变了调。
刘小军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目光平静如水，但水下面藏着深不见底的暗流。
张海咽了一口唾沫，声音艰涩地说：“我知道。王建国有一个账本，专门记录给赵志远送钱的明细。赵志远也知道这个账本的存在，他曾经让我找王建国要回那个账本。但我没有找到。王建国太狡猾了，他把账本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刘小军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波澜。赵志远让张海去找王建国要账本——这说明赵志远早就知道账本的存在，也早就担心账本会落到纪委手里。但他没有找到，因为王建国把账本藏得太好了。现在，账本在刘小军手里，但赵志远还不知道。
“赵志远是什么时候让你去找账本的？”
张海想了想，说：“二〇二一年秋天。那时候王建国已经被省纪委盯上了，赵志远听到了风声，很紧张。他让我去找王建国，说愿意出五百万买回那个账本。我去找了王建国，王建国拒绝了。他说账本是他的护身符，谁都不能给。后来王建国被抓了，赵志远更加紧张了，他曾经想过要跑，但最后还是没跑。他觉得账本在王建国手里，王建国不一定敢交代。只要王建国不交代，他就没事。”
刘小军冷笑了一声。赵志远太自信了，也太天真了。他以为王建国会为了保护他而牺牲自己，但他错了。王建国交代了账本的存在，交代了给赵志远送钱的经过。虽然王建国在最后时刻收回了部分口供，但账本本身，已经足够让赵志远万劫不复。
“张海，除了王建国的项目，赵志远在汉东省还有哪些腐败行为？”
张海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很多事情不会跟我说，也不会跟任何人说。他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每一件事都做得滴水不漏。我只知道他在汉东省的关系网很大，很多人靠他升官发财，很多人替他办事跑腿。但具体有哪些人，我不清楚。”
刘小军继续问：“王德利呢？赵志远的第二个秘书。他在赵志远的腐败网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张海说：“王德利是赵志远最信任的秘书。赵志远在汉东省当副省长的时候，王德利一直跟着他。赵志远很多不方便亲自出面的事，都是王德利去办的。王德利这个人，比我能干，也比我能忍。他在赵志远身边待了八年，什么事情都见过，什么事情都知道。如果他愿意开口，他能说出来的东西，比我多十倍。”
刘小军在笔记本上写下“王德利——关键人物”几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王德利现在在省发改委当处长，你知道他有没有参与赵志远的腐败行为？”
张海犹豫了一下，说：“我知道一件事。二〇一九年，赵志远已经是内城某部委的副部长了，但他还在插手汉东省的事情。那一年，汉东省有一个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两百多个亿，需要国家发改委批准。赵志远让王德利去找王建国，让王建国出钱，赵志远去跑关系。后来项目批下来了，王建国拿了工程的转包权，赵志远拿了多少钱我不清楚，但王德利肯定也拿了。”
刘小军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下来。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两百多亿，王建国出钱，赵志远跑关系，王德利做中间人。这条线索，和王建国的账本完全吻合。
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海从最初的紧张、恐惧、犹豫，慢慢变得平静下来，像是卸下了一个扛了多年的重担。他说了很多，说了赵志远的冷酷和多疑，说了刘金宝的精明和贪婪，说了自己的挣扎和悔恨。有些话，他一边说一边流泪，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那份调查报告上，把墨迹洇开了一片。
刘小军始终没有打断他，也没有安慰他。他不是来当心理医生的，他是来查案的。张海的眼泪，不是忏悔，而是恐惧。他恐惧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即将到来的惩罚。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谈话结束。
刘小军关掉录音笔，把笔记本合上，放进公文包。他看着张海，张海也看着他，两个人隔着办公桌对视，谁都没有说话。
“张海，你交代的这些情况，我们会一一核实。如果属实，属于主动交代，可以从轻处理。如果查实有隐瞒或者虚假，后果你是知道的。”刘小军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尺子，量着张海的罪行。
张海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地说：“刘组长，我没有隐瞒。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知道我犯了罪，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
刘小军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廊里，赵刚和另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正站在那里，表情严肃。
“赵刚，带张海同志去招待所。从今天起，他不能离开招待所，不能和外界联系，直到组织上做出正式处理决定。”刘小军说。
赵刚点了点头，走进办公室，对张海说：“张市长，请。”
张海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把桌上的台灯关掉，把椅子推回原位。他看了一眼办公室里的每一件东西——办公桌、书柜、沙发、墙上挂的字画、窗台上摆的盆栽——眼神里满是不舍。他知道，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张海可以沉默，可以否认，可以抵抗，也可以开口交代。选择权在张海手上，但无论他怎么选，结局都已经注定。
七月十日，上午八点。湖东市政府大楼。
刘小军走进市政府大院的时候，天空阴沉沉的，乌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的样子。风很大，吹得法国梧桐的树叶哗哗作响，有几片枯叶被风卷起来，在空中打着旋，最后落在他的脚边。
他走进大楼，上了电梯，到八楼。张海的办公室门关着，门口没有人。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张海的声音：“请进。”
推开门，张海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表情平静。看到刘小军，他站起来，脸上浮现出温和的笑容，但那笑容里多了一些昨天没有的东西——戒备、紧张，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刘组长，您来了。请坐。”张海指了指沙发。
刘小军没有坐。他站在办公桌前，看着张海的眼睛，说：“张海同志，我今天是代表省纪委来找你谈话的。有些问题需要你说明。”
张海的笑容僵住了。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文件从手里滑落，掉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他慢慢坐下来，靠在椅背上，看着刘小军，眼神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
“刘组长，什么问题？”张海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到。
刘小军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调查报告，放在张海的办公桌上，翻到最关键的那一页——三千两百万资金的流向图。
“张海同志，请你解释一下，这笔钱是怎么回事。”刘小军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张海的心上。
张海低头看着那页纸，脸色一点一点地变白，从额头到脸颊，从脸颊到脖子，像一张白纸在阳光下慢慢褪色。他的手开始发抖，呼吸变得急促，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办公室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能听到张海急促的呼吸声，能听到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像沙漏里的沙子，无声无息地流逝。
张海抬起头，看着刘小军，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的眼眶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流下来。他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刘组长，我……我交代。”
张海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的回音。但刘小军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他知道，这一刻，张海心里的那堵墙，终于塌了。
七月十日，上午八点。湖东市政府大楼，张海办公室。
窗外的天色愈发阴沉，乌云翻涌着从西边压过来，像一面灰色的墙，缓缓地、不可阻挡地推近。风比刚才更大了，法国梧桐的枝条被吹得东倒西歪，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像是无数只手在慌乱地翻动书页。办公室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张海桌上的台灯自动亮了，昏黄的灯光把他的脸映得一半明一半暗。
张海说完“我交代”三个字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低着头，盯着桌上那份调查报告，目光落在那一页资金流向图上，像是要把那张图刻进脑子里。他的呼吸渐渐平稳了一些，但手还在微微发抖，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发出细微的嗒嗒声。
刘小军没有催他。他知道，这种沉默是必要的。张海正在做最后的心理建设，从一个试图掩盖一切的人，变成一个愿意说出真相的人。这个过程不能急，不能催，不能打断。他要做的，就是等，耐心地等。
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秒都像是被拉长了。刘小军数着秒针的跳动，从一数到六十，又从六十数到一百二十。两分钟过去了，张海终于抬起头来。
他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流泪。他摘下眼镜，用衬衫袖口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这个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郑重的事情。
“刘组长，我能不能先喝口水？”张海的声音有些沙哑。
刘小军点了点头，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温水，递给他。张海接过水杯，双手捧着，像是捧着什么珍贵的东西。他喝了一小口，又喝了一小口，然后把水杯放在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刘组长，我从哪里说起？”张海看着刘小军，眼神里有犹豫，有挣扎，还有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
“从头说起。你和赵志远的关系，你什么时候开始帮他办事，他给了你什么，你为他做了什么。越详细越好。”刘小军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录音笔，放在桌上，按下录音键。红色的指示灯亮了起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张海看了一眼录音笔，没有表示反对。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整理思路。
“一九九八年，我二十七岁，在湖东市政府办公室当科员。那年春天，赵志远调到湖东市当副市长，分管经济工作。他要找一个秘书，办公室推荐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面试那天，赵志远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喝酒吗？我说不喝。第二个问题，你打牌吗？我说不打。第三个问题，你怕不怕得罪人？我说不怕。”
张海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个问题，是他选秘书的标准。不喝酒，不打牌，不怕得罪人。不喝酒，就不会酒后失言。不打牌，就不会被人做局。不怕得罪人，才能替他挡住那些不该见的人、不该办的事。我当时以为他是真的欣赏我，现在想想，他只是需要一个听话的工具。”
刘小军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张海的每一句话，他都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一个字不漏。
“给赵志远当秘书那四年，是我最累的四年，也是我最害怕的四年。他表面上对下属很好，很和蔼，很关心，但他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多疑、非常冷酷的人。他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他交给我办的事，从来不会说透，总是说一半留一半，让我自己去猜。我猜对了，他就笑一笑。我猜错了，他就不说话，用那种眼神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
张海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二〇〇二年，赵志远要调走了，去当湖东市的市长。走之前，他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小张，你跟我干了四年，我很满意。你现在是副科级，我走之前会把你提到正科，安排到市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你好好干，以后有的是机会。”
张海停下来，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水。
“我当时很感激他，觉得他是一个好领导。但我不知道的是，他的每一次提拔，每一次推荐，都是有条件的。他不是白给的人，他给的每一样东西，都要你十倍百倍地还回去。”
刘小军抬起头，看着张海。“他什么时候开始让你还的？”
张海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来。他睁开眼睛，眼眶又红了。
“二〇一五年。那一年，我刚当上副市长，分管城建和交通。赵志远已经是汉东省的副省长了，分管的工作还是那些——交通、能源、重大项目。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个叫王建国的老板，想做湖东市的城市快速路二期工程，让我关照一下。”
王建国。刘小军的心跳加快了一拍，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继续记录，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移动。
“我当时很犹豫。城市快速路二期工程，总投资十二个多亿，是湖东市当年最大的项目。如果我在招投标上做手脚，风险太大了。但我又不敢拒绝赵志远。他在汉东省经营了这么多年，关系网太深了。如果得罪了他，我这个副市长可能干不长。”
张海的声音开始发抖。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把王建国介绍给了刘金宝，让刘金宝去做这个项目。刘金宝是我的连襟，做建筑工程的，他有资质，有经验，也有办法把项目做成。我让刘金宝和王建国合作，湖东市建工集团出面投标，王建国出资金，项目做成了，利润对半分。”
刘小军停下笔，问：“这个办法，是赵志远授意的，还是你自己想的？”
张海说：“我自己想的。赵志远只说了让我关照王建国，没有说具体怎么做。但我知道他的意思——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让王建国拿到项目就行。至于我是介绍给别人，还是自己上，他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结果。”
刘小军继续问：“湖东市建工集团中标之后，王建国拿到了什么？”
张海说：“王建国拿到的不是工程本身，而是工程的转包权。湖东市建工集团中标之后，把整个工程转包给了王建国的公司，只收了百分之五的管理费。王建国拿到工程之后，又层层转包下去，最后真正干活的施工单位，拿到的钱还不到总投资的百分之四十。”
刘小军的心里涌起一股怒火。百分之五的管理费，换来了百分之六十的利润空间。王建国用这种手段，从湖东市的市政工程中榨取了巨额利润。而这些钱，最终有一部分流到了赵志远的口袋里，流到了张海的口袋里，流到了刘金宝的口袋里。
“张海，你在湖东市建工集团和王建国之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刘小军的声音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风。
张海低下头，不敢看刘小军的眼睛。
“我是中间人。刘金宝负责和王建国谈条件，我负责让湖东市建工集团中标。为了确保中标，我在招标文件中设置了一些排他性条款，只有湖东市建工集团符合条件。其他投标单位，要么资质不够，要么业绩不足，要么技术方案不达标。总之，不管他们怎么投，中标的都只能是湖东市建工集团。”
刘小军在笔记本上写下“招标舞弊”四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了两条横线。
“你从这些项目中，拿了多少钱？”
张海沉默了片刻，像是在算账，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实话。
“城市快速路二期工程，我拿了两百万。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我拿了三百万。新区地下综合管廊，我拿了两百五十万。轨道交通一号线，我拿了五百万。还有一些零散的项目，加起来大概两百万左右。总共……一千四百五十万。”
刘小军算了一下。一千四百五十万，对于一个副厅级的副市长来说，相当于他一辈子工资的总和。而这些钱，只是他通过刘金宝从王建国的项目中拿到的。赵志远拿到的更多——光是王建国账本上记录的三千万，就比张海多了一倍。
“这些钱，是怎么到你手上的？”
张海说：“通过刘金宝。刘金宝把项目利润分成之后，把属于我的那部分转到张敏的账户上。张敏是我妹妹，她的账户是我在用。每次转账，刘金宝都会提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金额和时间，然后我去查账。钱到了之后，我分批取出来，一部分存在家里，一部分买了理财产品和房产。”
刘小军问：“你家里现在有多少现金？”
张海说：“大概三百万左右。存在家里的保险柜里。剩下的钱，买了两套房子，一套在湖东市新区，一套在海边的一个旅游城市。理财产品的本金加起来大概五百万。”
刘小军把这些数字一一记下来。一千四百五十万的总数，三百万的现金，五百万的理财，两套房产。这些数字，将成为张海犯罪的铁证。
“赵志远知道你从这些项目中拿了多少钱吗？”刘小军问。
张海摇了摇头：“不知道。他从不过问这些细节。他只关心王建国有没有拿到项目，王建国有没有按时给他送钱。至于下面的人拿了多少，他不管，也不问。但他心里清楚，他吃肉，总要给别人留口汤喝。不然，谁替他办事？”
刘小军沉默了片刻，然后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张海，你知道赵志远的第二个账本吗？”
张海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的手开始剧烈地发抖，水杯被碰倒了，水洒了一桌。他没有去擦，只是盯着刘小军，眼神里满是恐惧。
“你……你怎么知道第二个账本？”张海的声音几乎变了调。
刘小军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目光平静如水，但水下面藏着深不见底的暗流。
张海咽了一口唾沫，声音艰涩地说：“我知道。王建国有一个账本，专门记录给赵志远送钱的明细。赵志远也知道这个账本的存在，他曾经让我找王建国要回那个账本。但我没有找到。王建国太狡猾了，他把账本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刘小军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波澜。赵志远让张海去找王建国要账本——这说明赵志远早就知道账本的存在，也早就担心账本会落到纪委手里。但他没有找到，因为王建国把账本藏得太好了。现在，账本在刘小军手里，但赵志远还不知道。
“赵志远是什么时候让你去找账本的？”
张海想了想，说：“二〇二一年秋天。那时候王建国已经被省纪委盯上了，赵志远听到了风声，很紧张。他让我去找王建国，说愿意出五百万买回那个账本。我去找了王建国，王建国拒绝了。他说账本是他的护身符，谁都不能给。后来王建国被抓了，赵志远更加紧张了，他曾经想过要跑，但最后还是没跑。他觉得账本在王建国手里，王建国不一定敢交代。只要王建国不交代，他就没事。”
刘小军冷笑了一声。赵志远太自信了，也太天真了。他以为王建国会为了保护他而牺牲自己，但他错了。王建国交代了账本的存在，交代了给赵志远送钱的经过。虽然王建国在最后时刻收回了部分口供，但账本本身，已经足够让赵志远万劫不复。
“张海，除了王建国的项目，赵志远在汉东省还有哪些腐败行为？”
张海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很多事情不会跟我说，也不会跟任何人说。他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每一件事都做得滴水不漏。我只知道他在汉东省的关系网很大，很多人靠他升官发财，很多人替他办事跑腿。但具体有哪些人，我不清楚。”
刘小军继续问：“王德利呢？赵志远的第二个秘书。他在赵志远的腐败网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张海说：“王德利是赵志远最信任的秘书。赵志远在汉东省当副省长的时候，王德利一直跟着他。赵志远很多不方便亲自出面的事，都是王德利去办的。王德利这个人，比我能干，也比我能忍。他在赵志远身边待了八年，什么事情都见过，什么事情都知道。如果他愿意开口，他能说出来的东西，比我多十倍。”
刘小军在笔记本上写下“王德利——关键人物”几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王德利现在在省发改委当处长，你知道他有没有参与赵志远的腐败行为？”
张海犹豫了一下，说：“我知道一件事。二〇一九年，赵志远已经是内城某部委的副部长了，但他还在插手汉东省的事情。那一年，汉东省有一个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两百多个亿，需要国家发改委批准。赵志远让王德利去找王建国，让王建国出钱，赵志远去跑关系。后来项目批下来了，王建国拿了工程的转包权，赵志远拿了多少钱我不清楚，但王德利肯定也拿了。”
刘小军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下来。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两百多亿，王建国出钱，赵志远跑关系，王德利做中间人。这条线索，和王建国的账本完全吻合。
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海从最初的紧张、恐惧、犹豫，慢慢变得平静下来，像是卸下了一个扛了多年的重担。他说了很多，说了赵志远的冷酷和多疑，说了刘金宝的精明和贪婪，说了自己的挣扎和悔恨。有些话，他一边说一边流泪，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那份调查报告上，把墨迹洇开了一片。
刘小军始终没有打断他，也没有安慰他。他不是来当心理医生的，他是来查案的。张海的眼泪，不是忏悔，而是恐惧。他恐惧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即将到来的惩罚。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谈话结束。
刘小军关掉录音笔，把笔记本合上，放进公文包。他看着张海，张海也看着他，两个人隔着办公桌对视，谁都没有说话。
“张海，你交代的这些情况，我们会一一核实。如果属实，属于主动交代，可以从轻处理。如果查实有隐瞒或者虚假，后果你是知道的。”刘小军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尺子，量着张海的罪行。
张海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地说：“刘组长，我没有隐瞒。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知道我犯了罪，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
刘小军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廊里，赵刚和另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正站在那里，表情严肃。
“赵刚，带张海同志去招待所。从今天起，他不能离开招待所，不能和外界联系，直到组织上做出正式处理决定。”刘小军说。
赵刚点了点头，走进办公室，对张海说：“张市长，请。”
张海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把桌上的台灯关掉，把椅子推回原位。他看了一眼办公室里的每一件东西——办公桌、书柜、沙发、墙上挂的字画、窗台上摆的盆栽——眼神里满是不舍。他知道，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