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
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
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
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
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
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狮子造了笼子却把自己困在了笼子里."这句古老的阿拉伯谚语在如今的叙利亚产生了回响.狮子的阿拉伯语是阿勒阿萨德(al-as-ad),这也是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勒阿萨德(Hafiz al-Asad)的名字.作为对权力必然会受到限制的一种评论,这条谚语暗示着为了某种特定功能而建立的制度,经常会带来约束制度创建者本身的意外结果.本书中的观点是,叙利亚和土耳其的精英们设计了承诺保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新的国家制度与机构(state institutions).然而,由于这些制度很好地履行了它们的政治功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即使在承认他们的经济业绩很糟糕之后,仍然能够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看似强有力的领导人被他们自己缔造的制度之笼束缚住了手脚.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没有促进经济发展.（韩国的反例）1
为什么国家构建有时候促进经济发展,而有时候却阻碍甚至是破坏经济发展呢?本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两个一般性的主题.
第一,本书提供一个框架来解释特定的国家制度的起源.国家制度是本书的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
第二,本书提供一个框架来系统地分析国家制度与造成经济后果的政策之间的关系.
根据下文的定义,经济后果是本书的因变量.
本书随后的论点要解释叙利亚1963—1980年和土耳其1950-1980年相对糟糕的经济绩效,同时还要解释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80年间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时期是重要的十字路口,其后续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通过分析从非直接统治型国家(mediated states)向直接统治型国家(unmediated states)*的转型,解释了不同的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profiles).
在非直接统治型国家,国家精英通过与地方权贵的联盟进行统治;而在直接统治型国家,制度和机构取代了权贵并把国家、经济和社会联系在一起.随着从借助地方协调者的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旧制度被重新定义,新制度建立了起来,而国家则扩大了对公共物品的供给.
换句话说,直接统治型国家的创建,使新制度框架的充分发展成为必需.
四种制度化的安排界定了国家的发展型能力(develop-mental capacity):
国家社会关系、官僚制的性质、国家财政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模式.
通过分析政治上宏观结构变迁的路径,我要找到这些具体制度的起源,以及它们与不同制度框架的组合.
具体来说,我分析了国家转型的两种路径.
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国家转型与下层阶级被吸纳进跨阶级联盟同时发生
.在第二章,我会证明国家转型与建立阶级联盟的结合决定了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与之不同,在韩国,国家构建先于吸纳平民(popular incorpora-tion).因为韩国的精英在制度转型时期并不依靠平民的支持,他们能够塑造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新制度.作为结果,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构建产生了我所说的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precocious Keynesianstates),而韩国的国家构建则产生了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可以肯定的是,韩国的精英最后也吸纳平民的支持,但这是在10年的快速增长和工业转型之后.简而言之,吸纳平民相对于国家转型和大规模工业发展的时机,最好地解释了追求经济发展的持续努力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如何解释国家构建的不同模式呢?
我通过研究政治精英微观层次的选择,来解释宏观结构变迁怎样塑造了制度结果.这里的政治精英需要游走在当政者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之间.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案例证明这样一种观点:制度暗含了国内行为者在日常政治实践中不断表达其偏好的努力.莱克(Riker)也曾经恰到好处地把制度描述为"凝固的偏好"(congealed tastes).
但是,也必须要分析政治行为者提出或支持其偏好的环境,因为即使是一个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也经常要受到制度形成过程的制约,正如本书的比较研究证明的那样.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政治精英对政治稳定、牢固地控制权力和快速经济发展的偏好,与韩国的政治精英基本上没有区别.造成两者差异的是环境的不同——正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政治精英追求其偏好,并为了实现其目标而创建制度.不同的环境,导致具有相同基本偏好的行为者塑造了不同的制度结果.
更具体地说,我关注结构性环境(structural context)的约束与机会,而正是结构性环境决定了选择的可能性.
但是,结构(structure)和行为(agency)在不同的案例中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叙利亚和土耳其的精英面对的结构条件,使其受到高度的约束,以至于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与之相比,韩国的精英在面对制度选项进行选择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这种差异产生了一个因果条件上的不对称性:虽然我认为在中东的案例中,具有的是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这些条件导致高度确定的结果;但在东亚的案例中,具有的是必要却不充分的条件——在此种情形之下结果更少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换句话说,在我的分析中,结构和行为都是变量,而不是常量.
我的假说是,精英冲突的强度(levels of elite conflict)决定了国家转型的发生是否同时或先于吸纳平民.两组案例中不同的精英冲突强度,为叙利亚、土耳其与韩国的精英创造了不同的激励结构.叙利亚和土耳其精英启动新的国家构建的情形是,
紧张的冲突使精英阶层陷入分裂,并使其无法互相妥协.
这一冲突集中在对于国家与经济关系的目标的不一致上
.这样一来,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精英把平民动员起来,
作为消灭政治对手和巩固自身统治的社会基础时,
精英间的冲突才得以解决.
换句话说,吸纳平民是精英冲突强度的函数:剧烈的精英冲突会降低精英对吸纳平民的抵制程度.与精英团结的条件相比,精英冲突的条件下吸纳平民是一种更为有利的战略.在韩国,精英相对更有凝聚力,因而能够达成互相的妥协.结果是,他们面对的激励影响着后续的排斥平民的做法.正如第六章所展示的,韩国的情形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有一些迹象表明韩国正处于可能走上叙利亚式道路的边缘.但是,韩国精英最终团结在朴正熙将军(General Park Chung Hee)的周围,这就排除了动员平民的激励因素.因此,国家构建较少是围绕政治巩固的紧迫需要,更多的是围绕经济发展的长期需求,而经济发展本身将有助于稳定统治.这样,通过塑造激励结构,精英冲突的动态机制影响着两者——国家构建和把下层阶级吸纳到支持国家的政治联盟之中——之间的关联程度. 4
有人批评道,联盟理论把政治仅仅理解为强大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而忽视了国家的自主角色.然而,这里研究的三个案例中,是国家精英而不是社会集团采取行动来构建联盟.他们通过与社会支持者之间讨价还价和达成交易来做到这一点.叙利亚和土耳其的精英并没有打造广泛的跨阶级联盟(cross-class coalitions),因为他们面对着来自社会集团的更为紧迫的压力.在这些案例中,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存在造成精英分裂的剧烈冲突,而这种精英冲突会促使强势政治力量通过提供特殊好处的办法来吸纳平民的支持.①当然,用精英冲突的动态机制来解释国家类型的观点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如何解释精英冲突的动态机制?关于这一问题的假说将在第六章中提出.总之,通过吸纳平民进行的国家构建要应付新当政精英的紧迫需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叙利亚和土耳其的精英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塑造了国家财政、发展战略和关键的制度安排.他们设计的政治安排承诺经济上的好处,但他们并没有实现这一承诺.另外,在韩国,相对更稳固地掌握权力的精英能够轻松自如地创造更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最近有大量基础性文献关注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后果的制度因素,而我的观点的灵感正来自于这些文献.虽然这类文献的观点采取不同的形式,但他们都关注,不同国家的不同制度框架如何塑造了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这些研究通过强调精英在制定反映其偏好的政策过程中的自主性,通过强调精英执行政策时的工具措施,通过强调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对于制定政策的竞争能力,证明了制度影响着经济后果.在不断变动的经济条件下,制度也决定着生产要素能否被重新分配的相对容易程度.本书探索了制度起源的研究,以及把制度约束、能力和机会转化为不同经济后果的具体机制,从而能够对已有的研究作出两个方面的贡献.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非常重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因果关系的研究,但他们很少重视制度的起源.5
比如,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主流学术传统,他说:"我的目标不是解释掠夺型国家、发展型国家和两者之间的中间类型国家(predatory,developmental,and intermediate states)的起源,这种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超越了本项研究的目标.相反,本项研究的理念是把现存的结构类型作为研究的起点……"埃文斯及其合作者限定他们的研究重点,无疑是合理的.制度主义学者把忽略制度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作为他们理论上的竞争者.这样,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要证明制度是起作用的,这一任务显然要优先于研究制度形成的发生学(etiology).如今,一般的学术共识认为,制度肯定是起作用的,因此现在看来恰当的做法是扩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领域.正如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如此建议:"研究发展中地区的学者面对着一个政治经济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即制度起源的问题……通过研究这一问题,他们会形成能够反过来对发展研究领域亦产生积极影响的学术成果."②这本书设法处理这两个分析任务.对联盟形成的研究为后发展国家的国家构建和国家结构理论提供基础.但是,一种发展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在主张制度起作用时,说明具体的制度不等于证明或建立一个关于制度如何起作用的理论.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是一位强调用制度框架分析发展的重要学者.他认为,虽然对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学术研究已经在国家类型和经济后果之间建立了某种看似合理的相关性,但并没有发展出一种解释这种相关性的有力理论.我们所努力建立的这种理论,不仅必须要能解释东亚国家的成功,而且还必须要能解释中东和其他国家的不成功.
在发展这种理论的过程中,错误的一步是先假定叙利亚和土耳其的领导人作了不明智的或无知的决策——他们为了自己的短期政治需要而处心积虑地牺牲了发展的可能性,或者他们是为了私利而攫取经济利益的腐败领导者.正与之相反,他们所确定的政治经济安排,从原则上说是与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并支持这种长期经济发展的.对于阶级成员的付出不仅买到了政治稳定,还扩展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于是,保护主义政策确保国内市场免遭不断扩张的国际市场的竞争.支付给农民或工人的每一个叙利亚镑(pound)或土耳其里拉(lira)创造了需求,而这种需求则由不断增长的工业产出来满足.换句话说,用物质利益交换政治忠诚,成为需求刺激的基本形式.国家构建的这种战略,总体上跟发达国家战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政策很相像.由于叙利亚和土耳其执行这类政策时基本上还是前工业社会的经济体,我把这种制度安排称为早熟的凯恩斯主义(precocious Keynesi-anism).在某些方面,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在叙利亚和土耳其推动了工业化.到1980年为止,这两个国家都比30年前大大推进了工业化无论是制造业占GDP的份额,还是他们覆盖到的制造业领域.然而,在这两个国家,进一步的工业化都与外国资本的连续流入有关.当20世纪70年代晚期,外国资本的流入趋于枯竭时,工业化也就停止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精英,突然间都要面临改变最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的紧迫任务.
然而,在其他的重要方面,早熟的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失败,即使是在更为繁荣的时期.在这两个国家,工业化基本上意味着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商品生产的扩展.而且到1980年,叙利亚和土耳其在两个方面都依赖于国际经济体系,一是依赖其资本流入,二是依赖其产品技术与工艺技术.不管是叙利亚还是土耳其都没有发展出能够自我维持增长的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当战后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实践使政治得到稳定、使经济得到增长时,非常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却妨碍了发展.为什么发展的历史呈现一幅如此复杂的景象?为什么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国家能够推动对新产业的投资,却不能提高产业效率和实现产业转型?
第七章从语义上把经济发展定义为经济结构的变化或提高价值创造能力的过程.一个可操作的发展定义被认为是包括了四个维度: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新投资、
建立部门间和产业间的互相关联、
提高任何一个给定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
以及走向附加值较高的商品生产.
最后,我认为发展的这四个构成因素的变化是以解决集体困境(collective dilemmas)为基础的.当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发生分歧,以至于个人的理性和最大化的行动只能导致集体的次优结果时,集体困境就出现了.①问题是如何协调个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亚当·斯密认为市场会自动自发地达到这种协调,但这个过程实际上充满困难、令人忧虑.虽然第七章提出了一系列集体困境的情形,为了简化问题我区分出两种集体困境:一种阻碍新工厂的资本积累和投资,另一种阻碍既有工业企业经济绩效的提高,包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产品质量.我把前者称为格申克龙集体困境(Gerschenkronian collective di-lemmas),把后者称为卡尔多集体困境(Kaldorian collective dilem-mas).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路径所产生的制度与政策,使得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有能力解决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却以恶化卡尔多集体困境为代价.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有能力推动投资,却无力使投资带动的产业运转良好.与此不同的是,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既克服了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又克服了卡尔多集体困境,从而创造出了经济发展的一条不同轨道.
简而言之,联盟的分析阐明了国家构建的模式,这里表现为一国国家构建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的特点.
集体行动理论具体解释了这些制度有没有能力促进经济转型.
国家制度和政策是国家构建过程的产物,而正是由国家制度和政策的能力来克服不同的集体困境.
依靠自己国家制度的不同特点,国家经济围绕着这四个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速度发展着,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轨道.
这样,强加的用于控制集体困境的制度框架就解释了一系列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联盟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的结合产生了接下来的几个命题,我把它们总结在图1中:(1)高强度的精英内部冲突导致了构建广泛的跨阶级联盟;(2)这些联盟是形成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的充分条件;(3)这种类型的国家能够解决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却以恶化卡尔多集体困境为代价.这一连续的因果链条在检验叙利亚和土耳其这两个案例中能够得到验证.相反,检验韩国的案例揭示出:(1)精英内部冲突的动力机制完全不同于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情形;(2)韩国的精英选择不同的联盟战略;(3)这些不同的联盟战略使得它们能够构建发展型国家;(4)这两个发展型国家显然有更强的能力克服集体困境,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不同轨道.
这里提出的理论对于研究发展的学者所争论的中心问题有所启发,这里的争论往往发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国家主义的学者之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贬低用国家干预取代市场信号的努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19世纪的自由主义遗产老调重弹,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是分配稀缺性经济资源的更优模式,而国家干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福利损失.此外,新自由主义者通过关注贸易政策的动态变化强化了他们的批评.他们认为,对自由贸易的限制会导致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一一资源被滥用于寻求由保护政策所创造的经济租.在他们的研究中,寻租行为解释了为什么受到高度保护的经济体通常都缺少由海外竞争所激发的创新和活力(dynamism),结果就是经济停滞和无效率.
这里的分析并没有驳斥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限制了其经验上的应用范围.
第七章认为,
无效率的寻租行为是与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相关联的特定国家干预类型的产物.并不是所有寻租行为都是无效率的.
实际上,在韩国,寻租行为是生产性的:企业家的确从政府干预中获取租金,但获取租金的唯一途径是他们必须要努力去提高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而这种行为与结果对整个经济绩效产生了正的外部性.这种特定的来自于国家干预并对发展产生极其重要意义的寻租行为,是国家制度能力的一个函数.而国家制度能力反过来又是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的特定路径的产物.简单地说,克服卡尔多集体困境的国家孕育了生产性的寻租行为,而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国家孕育了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者对解释寻租行为的起源并没有多少把握.很普遍的解释是,他们把寻租归因于腐败和自利的政治家与官僚.①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它预测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即使我们观察到不一样的事实.
罗伯特·贝茨则避免了这样的错误,他认为不同的联盟战略导致寻租行为的不同动力机制.②
本书立足于贝茨的作品,并具体阐明了采取不同联盟战略的逻辑.简要地说,精英内部冲突的不同动力机制为不同的联盟战略提供了激励.这些战略反过来通过新的制度和政策的作用得以实现,或者简单地说是通过国家构建不同模式的作用得以实现.已经实现转型的国家,其制度拥有解决集体困境的不同能力,这导致了不同的发展轨道.这一观点不仅使得我们能够区分类似于叙利亚和土耳其这样的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和类似于韩国这样的发展型国家之间的差异,而且还能应用于对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
为什么一些边缘国家获得了繁荣,而另外一些边缘国家仍然深陷于糟糕的经济境况不能自拔?
本书的理论框架对这一过程提供了重要而深刻的见解.但现在仍然要证明为了发展和检验这一理论所选择的案例的合理性.换句话说,为什么是叙利亚和土耳其?毕竟,把探讨不同发展路径起源的这样一个一般性问题建立在这两个案例的基础上,本身会产生一些问题.在发展研究的文献中,叙利亚和土耳其并不是两个经常被提到的国家.除了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之外,也只有较少的人熟悉和了解这两个国家.相反,区域研究专家可能会振振有词地反对这种比较,因为这两个国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各种差异.无须否认,无论按照社会科学家的哪种分类标准,叙利亚和土耳其都是不同的.在某些方面,叙利亚和土耳其经历了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政治经济变迁的轨道,接下来关于这两个国家发展轨道和其他方面的概览会说明,这两个国家既存在差异性又存在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就是高强度的精英冲突.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而仅在一个关键的方面是相似的,所以它们更具有进行比较分析的较高价值.然后,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最早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阐明的归纳式经验研究方法在确定因果关系上是不充分的(insufficient).下面研究设计中的核心逻辑已经受到了很多有说服力的批评,其中的很多批评我也是接受的.我在第十章会提到这些批评,并提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结合了密尔的研究方法,同时用对因果机制的强调取代了原有方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经验主义逻辑.接下来这一研究设计的具体说明将简单介绍主要的案例,并引发一场关于方法论的对话.本书的末尾会对这一讨论做出总结.
本书的安排如下:
第二章探讨后殖民社会国家构建的动力机制并追溯政治安排、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或重建的过程.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考察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国家转型和跨阶级联盟的构建.
第五章研究构成叙利亚和土耳其政治经济体的四种制度.
第六章考察韩国,研究低强度精英冲突的联盟后果和制度上的相应后果,并提出假说来解释精英冲突强度的差异.
第二至六章分析的是本书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
第七章将从解释国家制度的起源转向研究国家制度如何塑造经济后果.
第七章借助来自东亚的经验,从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两个方面提出对新自由主义增长理论的批评.
随后,这一章还提出了一个语义学的和可操作的关于发展的定义,并认为根据一国能否克服一系列集体困境能够预测该国是否能发展.
第八章分析叙利亚、土耳其、韩国的发展结果.这里提供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发展型国家同时克服了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而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克服格申克龙集体困境之时,却以恶化卡尔多集体困境为代价.
第八章认为制度框架最好地解释了这些结果,并提出一个简单的协商模型来解释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九章研究叙利亚和土耳其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危机的反应.第十章则通过对本书论点的一个方法论评价来总结本书.
第二章国家构建与制度框架的起源
尽管本书的分析解释了大量的制度差异,但为了更充分地说明经济结果,我在本章的第三部分引入了第三个变量:工业发展的开始.我介绍并讨论了早熟的凯恩斯主义(precocious Keynesian)国家,叙利亚和土耳其就是其中的例子.总的来说,本章关注的案例其特点是国家转型、吸纳平民与工业发展的开始暂时地交会在一起,文中将这些案例与其他案例进行对比,在其他案例中这三个过程是相继发生的.通过这样的分析,我解释了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和发展型国家的起源. 24
从非直接统治型到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
国家构建有很多的含义,它的范围涵盖从政府职能与社会制度的最初分化到绝对主义国家的权力集中,再到国家制度的扩展和合理化.基于本研究的目的,国家构建的含义在这里被限定为从非直接统治型向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或者说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的转型。
从非直接统治型向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带来了两种类型的发展变化:制度网络的建设取代了贵族并且将国家与各社会阶层和集团联系起来,同时国家对公共物品的供应扩大了,尤其是国家承担了建设基础设施、调控经济和管理本国与全球经济关系的职责.这一转型是普遍的,但又是偶然的.它既不是某种必然的过程或以统一的国家类型为最高目标的主导方向,也不是政治演变中某个不可逆转的阶段.相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追溯这个过程可以揭示了很多制度的起源,尤其是那些决定了国家是否有能力促进发展的关键制度.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更详尽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随着国家转型而出现的具体制度和公共政策.
这里提供的框架以一个基本的区分为中心,
即要么国家建构者先与精英谈判,只有在直接统治制度化后,他们才与平民阶层谈判,
要么是他们与平民阶层谈判的同时将国家转变为直接统治.
与直接统治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在这两种情况下是不同的.
例如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认为,法律一理性的管理结构只有在国家官僚机构内部建立统一的原则先于吸纳平民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如果吸纳平民的发生先于或与国家管理体系的发展或扩展同时发生,那么这个体系就可能建立在任人唯亲的基础上.
发生于国家转型之前的吸纳平民对国家制度产生了影响,本章的后面会针对这种影响提出一套更深入的理论假设.吸纳平民相对于国家转型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现代国家不是根据某个总体规划的蓝图建立的.早期的国家建构者们试图汲取更大量的财政和军事资源来抗衡权力的竞争者与平息异议.现代国家的组织特征是这一系列并不相关的行为的副产品.即使是与早期的国家建构者们有意进行竞争的统治者也无法建立只反映自己偏好的政治组织,因为所有的国家建构者都在提高他们创造和控制权力的能力,他们必须与社会中产生的集团和阶级进行谈判.构成直接统治型国家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就从这些谈判中产生.为了分析具体的结果,我们必须确定国家建构者们与哪些人进行了谈判以及协议的条款.
因此我们能够找到国家构建的两种大概的路径:
(1)一种是吸纳平民发生在国家从非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型之后,如大多数西欧国家、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以及第六章中展示的韩国;
(2)另一种是吸纳平民与这一转型大致同时发生,如在大多数后殖民地区. 32
亨廷顿的分析影响深远但也颇具争议,他提出在发展中国家,不断上涨的期望与社会动员的有限机会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差距,这种差距促使下层阶级提出进入政治过程的要求.下层阶级自发的动员扰乱了政治过程、颠覆了新生的制度,并且导致了非制度化和不稳定的政体.
威廉·莱克(William Riker)在他对联盟形成的经典研究中提出了"规模原理"(size principle),这是对于另一条更宽泛的公理的有趣应用.这个公理就是行为者会把实现目标的成本最小化.莱克这样写道,"如果社会状况与存在转移支付的多人零和博弈类似,那么参与者建立的联盟规模就是他们认为能够确保胜利的大小,不会更大".这个原理不仅适用于选举和立法机构中的联盟,而且适用于国家构建的联盟.对于前者而言胜利的联盟规模是由固定的规则决定的,而后者则显得更残酷.吸纳平民使平民运动者获得了力量,他们能够提出有约束力的要求来改变既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精英更偏好垄断的政治权力及其授予的特权.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抢在吸纳平民之前行动
默认的最小联盟只包含精英而完全排斥下层阶级.但是,精英不合明显地提高了政治精英的折现率,迫使他们优先考虑短期政治生存的需求而牺牲未来对宝贵资源无可争议的控制权.
因此,根据莱克的原理,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论点,即激烈的精英冲突是吸纳平民的必要条件.
吸纳平民是精英采用的一种解决精英间冲突能战略.沙特施奈德(Schattschneider)提出了两个观点,"政治的核心问题首先是方式,其次是过程.前者是指在冲突扩大中平民参与的方式,后者是指如何控制平民与冲突的不稳定关系.第二个观点是第一个的结果.更重要的政治战略与冲突的范围相关".在这个逻辑上,斯考切波(Skocpol)有力地证明了因政治精英内部的深度分化而产生的政治冲突能将潜在的民怨转变成了暴乱的运动.当精英冲突足够激烈时,它会提高最小联盟的门槛,使得吸纳平民成为可以被接受的战略.反过来说,精英的统一则能够阻止对平民的吸纳.
从19世纪末直到"二战"后,精英冲突的三种来源削弱了精英的统一并且不断地刺激了更深刻的精英冲突和分化.
第一,经济活动不断地倾向全国和国际市场,这种趋势导致了对国家经济干预的需求不断增加.国家精英不断地回应这些需求,他们认识到,供应公共物品来促进经济发展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并且会增强国家的实力.然而国家行为的增多必然会要求建立新的国家机构和征收新税种,这又会导致激烈的分配冲突.反过来,国家权威的逐渐扩张激发了国家官员和地方精英之间的政治冲突.
第二,农业精英与新兴的工业家之间在国家政策上的冲突开始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个原则性问题,这开启了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如国家未来的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还是以工业为基础,是以参与全球市场为基础还是以内向型战略为基础.更普遍的是,精英在经济现代化的各种观点上也已经产生了分歧.精英将这种冲突视为零和博弈,这种认识加剧了冲突的强度,使得平民动员变得更合适甚至显得更好.
最后,在如何处理日益自信的平民阶层中,精英也发生了分裂.后者已经无法再通过传统的庇护关系(patron-client)进行控制,因为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城市化、生产模式的转变以及普遍的贫困已经打乱了这种传统的关系.
吸纳平民相对于国家转型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现代国家不是根据某个总体规划的蓝图建立的.
早期的国家建构者们试图汲取更大量的财政和军事资源来抗衡权力的竞争者与平息异议.现代国家的组织特征是这一系列并不相关的行为的副产品.即使是与早期的国家建构者们有意进行竞争的统治者也无法建立只反映自己偏好的政治组织,因为所有的国家建构者都在提高他们创造和控制权力的能力,他们必须与社会中产生的集团和阶级进行谈判.构成直接统治型国家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就从这些谈判中产生.为了分析具体的结果,我们必须确定国家建构者们与哪些人进行了谈判以及协议的条款.
然而,大多数情况是,非欧洲国家最普遍的模式是国家转型与吸纳平民同时发生.在这些案例中,国家建构产生了不同的制度结果,因为国家制度的具体演变更直接地反映在吸纳平民的紧要关头.事实上,吸纳平民的行为本身使国家直接地接触到它的广大人口.扮演中间角色的贵族很快就被搁置一边,但是用来取代他们的行政制度和公共政策却还没有出现.这些制度的建立发生在大众政治出现的时期.
国家的建构者必须同时完成两项任务,而不是依次进行.这两项任务是:建立维持直接统治型国家所需的行政机构和管理大规模的平民政治.
亨廷顿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许诺和实际的差别，本书的作者则把大规模贫民政治对现代化的毁灭影响植根于作为现代化旗手的"精英阶层"的分裂以及由此带来的广泛动员和纵向谱系上的社会对抗。
当冲突足够激烈时,精英们会创造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并非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相反,在改变既有制度和创造新制度时,激烈的精英冲突限制了精英能够拥有的选择,而这对于特定国家类型的形成是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在激烈冲突的影响下,精英们迫切地需要获得和维持其政治权力,他们被迫选择能够满足这种迫切需求的制度安排,而不是那些对长期经济发展最有益的并且反映其绝对偏好的制度形式.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精英冲突就远没有那么激烈.因此,国家建构者面临的政治限制没有那么严重,这为建立(他们认为的)符合发展的强制要求的国家制度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强度相对较低的精英冲突是精英能够建立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造成制度结果差异的不是精英的基本偏好,而是精英提出或维护其偏好的背景.因而,在非直接统治型国家中,高强度的精英冲突激发了国家转型与吸纳平民同时汇集的状况.这种状况如何导致了不同的制度结果呢?将吸纳群众基础作为政治战略的精英面临两个重要的任务.首先,他们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来组织扩大了的政治参与.这包括平民行为者的某些组织形式和结构,后者把这些行为者与政治体系连接起来以此控制刚刚被吸纳的群体的政治参与.新的政治制度的范围可以从相对不受控制的政治参与到严格限制平民政治参与的统合主义组织.此外,采用吸纳行为的精英必然会采取措施创造互惠的利益将他
国家转型与吸纳平民同时发生所带来的制度结果不同于这两个过程先后发生时产生的制度结果。此外，我在第七章开篇讲到，不同的制度结果导致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假设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国家主权的需要是既定的——这种需要对于刚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而言尤其重要——政治精英重视经济发展并且认识到，发展需要国家的自主、去政治化的决策行为、从国内经济中汲取资源的能力，以及经济干预的自由，而且干预经济的方式要能够促进快速的工业发展。44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将这些特征制度化了呢？当政者的需求导致了强大的约束，它限制了实现国家构建和经济发展的能力，迫使政治家在通常是矛盾的政治和经济逻辑间进行妥协.汲取资源、去政治化的决策行为以及干预发展经常与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发生冲突；尽管追求这些目标可能对发展是有益的，但它也会威胁当政者。各个社会阶层会施压并寻求与发展要求相矛盾的特权，如果它们的力量因国而异并且与成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相关，那么对不同的发展结果就存在一种狭义的解释。然而，建立这种政治经济的阶级一力量模型是以无法进行预测为代价的，它仿照了亨廷顿的政治发展模型（上文已批判）。我们可以从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案例中明显地看到，下层阶级，如小农场主获得了特权，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很弱小，而强大的农业阶级失去了政治和经济地位。我认为，另一种解释就是，政治精英之间两极化的冲突激发了国家转型与吸纳平民的故事。激烈的冲突促使权力的竞争者从下层阶级中寻找盟友，将特权扩大给缺乏能力向国家提出约束性要求的工人和农民。
当冲突足够激烈时，精英们会创造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并非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
相反，在改变既有制度和创造新制度时，激烈的精英冲突限制了精英能够拥有的选择，而这对于特定国家类型的形成是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在激烈冲突的影响下，精英们迫切地需要获得和维持其政治权力，他们被迫选择能够满足这种迫切需求的制度安排，而不是那些对长期经济发展最有益的并且反映其绝对偏好的制度形式。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精英冲突就远没有那么激烈。因此，国家建构者面临的政治限制没有那么严重，这为建立（他们认为的）符合发展的强制要求的国家制度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强度相对较低的精英冲突是精英能够建立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造成制度结果差异的不是精英的基本偏好，而是精英提出或维护其偏好的背景。
国家精英建立政治制度、分配国家资源并且操控经济结果，其方式是不成比例地让特定的群体与阶级获益。精英依赖这些群体和阶级的力量与支持来维持其统治。换句话说，他们建立了有群众基础的联盟。
由于组成联盟的是“一群在一起工作，其拥有的目标有些相同但不是全部相同的”人，所以联盟必然是通过转移支付或者补偿性的制度安排建立起来的，后者平衡了因合作而带来的不公平。转移支付将联盟的战略与制度和政策的结果联系起来。
首先，我们来看需要从土地精英这个阶级获得所需的政治或行政支持的统治精英。缔结联盟的协议条件是一系列变量的结果，这些变量受限于国家与其谈判伙伴之间的关系，如力量的均衡、交易成本和统治者的贴现率。统治精英可能会与两类支持者，如土地精英和宗教要人达成平行的但并非毫不相关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协议的双方都获得了收益而且不必将成本强加于另外一方，合作不存在根本的障碍。因此，这里不涉及转移支付。
其次，我们来看试图从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那里获得合作的统治精英。与这两类支持者达成协议的决定因素要更为复杂，因为前两者之间存在利益上的斗争。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协议将不仅取决于后者的相对实力，而且取决于国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协议。相同地，国家与无产阶级的协议将取决于它对资产阶级的承诺。任何一个群体现在都会获得某些收益或做出某些妥协，如果它们是国家的唯一谈判伙伴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对工人、农民或这两者承诺的多数收益都会将成本强加给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最终必须在这些成本上获得补偿。
理论上，多样化的收益能够发挥转移支付的作用，但实际上，人们往往采用的是一系列有限的支付。对于农业中的下层阶级而言，国家可以提供投入补贴一—信贷、农耕工具、种子、水和化肥——以及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产品。对于城市工人阶级而言，国家能够提供就业保障、高于市场的工资、提供社会保障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补贴。工业资产阶级能够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保护，商业资产阶级能够获得外汇配额以及进口工业产品的许可。这些清单不是唯一的，但它们为国家能够给支持者提供的物品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概念。我们注意到，尽管转移支付的清单全部是由谈判方获得的租金或补偿构成的，这些租金或补偿高于谈判方从竞争性市场中获得的收益，但是租金和转移支付在理论上和实质上都不相同。
理论上而言，转移支付涉及的是联盟建立的战略，而租金涉及的是向支持者提供的一种引诱物。采取吸纳行为的精英向潜在的阶级盟友提供了一系列的激励和限制。奖励合作和惩罚不合作者共同构成了精英与其新平民盟友之间达成的协议。在这里，协议（bargain）一词的意思既不是谈判后的决议也不是社会契约。前者涉及各方提出的正式交易，后者意味着有一个超然的第三方的调解。这里的协议仅指两个或多个集体行为者之间的
这里的假设将精英冲突的强度与国家构建的模式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能够更具体地重新阐述这一假设。如果国家构建伴随着高水平的转移支付并且通过后者来实现，这样的国家构建所产生的制度结果不同于没有转移支付的国家转型所产生的制度结果。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论点，谈判的机制——各阶级通过这种机制实现国家的协议，那么这些协议的条款是什么呢？——解释了国家形成的模式。激烈的精英冲突迫使斗争中的精英的某部分去吸纳平民：国家与平民阶层谈判，通过交换物质收益来获得政治支持。这种状况导致了国家向直接统治的转型与吸纳平民会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下，精英通过付出高水平的转移支付来建立跨阶级联盟。我认为，当对农民、工人或两者的转移支付极大地提高了工业家的要素成本时，转移支付的水平就是高水平。另一方面，当精英冲突低时，相对统一的精英会建立小范围的联盟，这样的联盟将平民阶层排除在外；精英们不会与下层阶级谈判，并且不会提供什么转移支付。因此，他们会阻止吸纳平民直到国家转型完成之后。
联盟、转移支付和制度变化
在这个部分，我要提出，高水平的转移支付是我所说的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的一个充分条件。另外，低强度的精英冲突是发展型国家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尽管在有些案例中，特定模式的国家转型导致的结构性约束过于强大，以至于它们决定了作为结果的制度框架的属性，但是在其他案例中这种限制的约束力较小，这为行动者影响制度结果留出了更大的空间。这种因果机制中的不对称源于结构性约束与自觉的行为者的偏好之间的关系。当精英冲突的强度高时，精英被迫建立以高水平的转移支付为基础的跨阶级联盟，这必然对制度产生影响。当精英冲突的强度低时，精英能够建立小范围的联盟，为发展型国家的建立留出了更大的空间。
接下来的部分会探讨建立跨阶级联盟的制度结果。高水平的转移支付使国家具有下面这些制度属性：
（1）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政治关系是以支持一庇护主义（constituency clientelism）*为基础的；
（2）因政治化而受外界支配的官僚系统；
（3）分配性的财政政策；
（4）国家经济干预的模式是出于维持政治忠诚的需要，即保护支持者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而不是出于经济发展最大化的目的。
国家构建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塑：支持——庇护主义
非直接统治型国家的政治结构将下层阶级排除在实现主要决策制度的常规化且低成本的渠道之外。尽管向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重新确定了国家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但在这样的政体中，它并不一定会带来下层阶级的完全吸纳。相反，因吸纳而产生的制度形式会带有国家转型的特定路径的痕迹，这最好通过一种谈判的框架来分析。采取动员平民力量来推进自身目标的精英必然会面临一种困境：不受控制的平民动员威胁他们的统治，这要求管理和控制参与优先于自发参与的制度化。
即使在革命的情况中，政治参与会影响社会中最根本的制度的彻底变化，试图扩大政治参与的精英们最终都要重视建立这样一些新的政治制度，即能够阻止“未被重组’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对执政党（theParty）界定的支持发展的制度、价值和实践施加任何不受控制的和不受欢迎的影响”。
当精英因工具性和非革命的目的吸纳平民阶层时，他们更会优先处理如何控制刚刚扩大的参与的问题。在没有强大的组织来代表下层阶级的情况下，统治精英启动经济发展的新项目时必然要重视和维护他们刚刚获得的对主要政治组织的垄断权。为了获得和维持下层阶级的忠诚，镇压与提供精神或物质激励是争取合作的两种方式，精英通过平衡这两种方式来寻找不受控制的参与的替代物。
在列宁主义的政体中，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占主导地位，但是也常常得到物质诱惑的补充。在革命性较弱的社会中，物质激励必然会取代意识形态的吸引，但是这里它们同样也要伴随着对政治参与的控制。鉴于采取吸纳行为的精英对高水平的转移支付所做的承诺，政治稳定能够通过建立我所说的支持一庇护主义得到保障。
支持一庇护主义包含三种要素，这三种要素将它与已有文献充分阐明的庇护关系的变体区分开来。
第一，庇护者是国家，不是单个精英。
第二，受庇护者是整个社会阶层而非下层阶级的个体成员。最后，这里的交易不是私人物品和服务与对个体精英的忠诚之间的私人交易，特定阶级的公共物品，如补贴、支持价格和受保护的市场等，与对国家的忠诚和接受政治参与上的严格控制之间的交易是非个人的。简言之，庇护关系是非正式的、自愿的和个体的，支持一庇护主义的关系是通过公共政策和政治组织制度化的，是强制性的，并且包含所有阶级。
相对于国家与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而言，国家与商业集团——既包括工业家也包括商人一一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并且往往反映了更传统的庇护主义关系的模式，原因有两个。第一，在后工业化国家，只有小部分商人拥有进行大规模商业活动所必需的技能和资源：因此这些商人的重要性也足以使他们能够与国家或政治精英建立个人关系。第二，国家能够向这些商人提供的很多服务是私人性的而不是公共性的。比如，我们可以看看关税与进口配额之间的区别。只要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同时为国内的所有生产商创造出一个现成的市场，那么它就是一种公共物品。然而，配额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一种私有物品：只有获准进口有限数量的商品的商人或获得许可进口机械的工业家才直接地受惠于某种配额。因此，配额、进口许可、外汇准入、政府合同以及其他的私有物品能够被用于建立精英成员与大商人之间庇护主义的私人关系。
所以，国家一商业集团的关系将支持一庇护主义与个体化的庇护主义关系结合起来。
庇护关系是非直接统治型国家的特征。
在高度复杂的庇护主义体系中，庇护者一受庇护者之间扩展的关系链条在国家层面会合，而国家的资源则被政治经纪人有效地利用。
这种体系必然是因为平民被逐渐地纳入了寡头精英主导的集权的体系，
在这种体系中，冲突来源于派系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不是纲领上的分歧。
庇护主义的体系必然会削弱横向的组织和团结，进而通过控制参与的扩展来有效地保护精英的特权。
相反，支持一庇护主义创造了横向组织，尽管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由于国家提供的物品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它可能会利用阶级意识，尽管不一定是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
支持一庇护主义显然是由于激烈的精英冲突导致了政治参与的迅速扩大。
当反寡头运动建构直接统治型国家时，支持一庇护主义是可用于国家一社会关系制度化的唯一手段，因为能够履行中介功能的调解者被有意识地剥夺了政治和经济权力。有产精英可能会纳入很多中介体系的因素，但是他们也会有动机将支持一庇护主义制度化，并将其作为一种手段，提前应对以前自治的国家精英在将来会给他们的统治带来的挑战。
简言之，当非直接统治型国家中的精英影响平民吸纳与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时，他们会控制政治参与，同时也通过高水平的转移支付培养平民基础。相反，相对有凝聚力的精英则不需要吸纳平民基础，他们可以更依赖对社会组织的镇压和控制而不必提供物质激励。为了回报国家对物质生活改善的保障，受惠者可能会在政治上保持沉默。
因此，不论政体类型如何，有组织的工人、地主阶级乃至商人都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因组织上的弱点和边缘化而受损。从特点上看，自愿的利益合作组织会因国家严格控制的统合主义制度安排而遭到压制。但是，统合主义组织只为社会群体改善地位提供了些许谈判力量；国家或政治精英主导了这些群体并且直接为其支持者提供物质激励。规避利益代表组织是有意地提前阻止它们积累独立力量的一种举措。
因此，尽管统合主义的利益组织存在，它们在决定政策时只扮演了边缘的角色。因此，支持一庇护主义不仅代表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联系，也代表了实质上的政策结果。国家构建与政治化的官僚机构当研究东亚发展的学者确定，独立的官僚机构是后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时，其他学者则指责，受外界支配的或渗透的且政治化的官僚机构是发展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国家主导的产业重组通过补贴、风险社会化和行政定价等机制取代了市场信号，“政府必须创建一个中央指导机构，这个机构能够通过自己的信号补充市场信号来表明哪些经济部门是利润最大的”。这种领航机构（pilot agency）的例子有日本的通商产业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韩国的经济政策委员会（the Economic Policy Board）。
今天，即使反对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人也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即由有能力的技术官僚机构来监管经济自由化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增长。为了能够制订和执行长期的发展计划，官僚机构必须拥有一定的组织资源，这包括：择优录取和升迁的管理规则，以确保这个机构配备的工作人员具备所需的才能；团队的统一性与地位，以确保个人能够在实现组织的目标中找到个人目标；以及与压力集团的隔离，确保去政治化的政策制定。彼得·埃文斯（PeterEvans）增加了一点，即官僚必须既与社会隔离又嵌入社会网络中，以确保获得足够的信息流和建立官僚一企业家在联合项目中合作所需的信任。强调成功的国家干预的组织基础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解释各个案例中这些资源的供应差别？产生独立的官僚机构所需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今天的发展中地区中，为什么韩国的官僚机构享有这种程度的独立？理论家一般会通过逻辑演绎或历史归纳来回答这些问题。利用前一种方法时，有一派的观点将无效率的官僚行为归根于官僚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它导致我们预测所有的官僚体系中都普遍存在寻租行为，因而它无法解释东亚发展型的官僚机构。
历史归纳则是另一种选择，学者们将官僚机构的独立归根于历史，这个历史包括纳贤取士，即录取技术上最合格的人员、赋予官僚较高的地位，以及官僚拥有公共意识的传统。在注意到这个论点的不足的同时，埃文斯指出，例如制度化的以考试为基础的公务员录取制度以及公务员的绩效考核作为韩国官僚体系录用工作人员的方法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而墨西哥则仍然从未将这一程序制度化。【历史路径依赖的解释】同样地，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简要地提到日本官僚的较高地位，这种地位源于武士的传统，是武士而不是战士转变为行政官僚。他也提到了韩国社会的军事化，以及军事管理技术向官僚机构的扩散。寻找官僚机构独立性的历史前提时，既有经验的支持，也有理论的阐释，即马丁·谢夫特对欧洲政治发展的研究。他提出，官僚机构是根据非个人的规则组织起来的，它们试图维护相对于政治干预的独立性，这样的官僚机构扮演了“官僚自治支持者”的角色。如果这样的支持者的存在先于平民动员，那么引导平民动员的政党就无法向支持者提供政治任命和工作岗位之类的诱惑，进而能够保持官僚的独立性。否则，政党就能进行庇护主义的政治运作进而推翻择优录取和非个人的规则。
谢夫特提出，国家行政机构政治化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政治领导努力，因为创造和维持跨阶级联盟与长期的产业转型和培养国际竞争力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我们随后会看到这点。维持联盟需要通过为农产品提供高于市场的产出价格和低于市场价格的投入、高于市场价的工资、有保障的就业等，来保护支持者不受市场变化的损害。
相反地，产业转型的逻辑会不可避免地侵蚀这些特权并且损害政治稳定和当政者的联盟基础。因此，政治家面临着很多动机，不仅要在建立独立的政府机构上保持克制，如在叙利亚，而且要推翻既有的独立的政府机构，如在土耳其。政治精英试图限制官僚的独立性，以此作为确保其自身职权的手段。这种职权是以分配的承诺为基础的。因此，尽管获得高级官僚职位可能是以特殊的教育和知识为基础，但是官僚无法利用这种训练，因为他们的工作项目包含了无法被接受的政治内涵。官僚机构可能配有技术专家，但这并不是技术官僚体制。相反地，低水平的转移支付降低了政治领导者将决策政治化的强大动机，因而它是发展型国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只有当政治领导层对择优和技术官僚体制的需要大于它需要将公务部门作为一种庇护来源去赢得大众支持时，
只有当政治家不必害怕独立的官僚机构执行的发展项目会与用直接的物质利益换取大众支持的逻辑相冲突时，官僚的独立性才会产生。一般来说，这意味着政治家一官僚联盟必须在平民动员之前就存在，而且这两个群体必须在两点上达成一致，即动员平民支持的需求和平民动员发生的条件。
国家构建和分配性的财政政策
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研究了几个不发达国家的税收体系。他得出结论说，在提高政府财政汲取率上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障碍。执行这种建议明显会进一步地促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发展。卡尔多的结论在土耳其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土耳其的案例也包含在他的研究中。他提出增加税收的建议，但这个建议引起了政治上的鼓噪而没有被采纳。重回学术生涯后，卡尔多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不发达国家会学会收税吗？》，这反映了他对政府无法遵从其建议的挫败感。卡尔多认为在增加税收上并不存在内在的障碍，果真如此吗？加布里埃尔·阿尔当（Gabriel Ardant）的学生可能会提出，前工业经济给有效的资源汲取造成了很多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障碍。但是这样的研究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提及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财政行为中最重要的特征，如持续的预算赤字，这种赤字主要是源于向联盟成员提供的福利支出。此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土耳其的议会辩论明显地表明，问题不是土耳其必须学会收税，而是政治约束诱发了这样一些偏好，即偏好低水平税收，高福利支出，以及在解决预算赤字上依赖资本流入或宽松的货币政策。卡尔多可能低估了健全的财政政策面临的政治障碍。
有些学者认为，统治者与公民之间的协议可以解释资源汲取的水平差异和国家支出的不同模式。这些研究考虑了既有的经济结构和行政能力，但是这些变量被用来分析谈判的过程；它们并不能直接解释新出现的财政结构。
分析这些协议会带来以下这些问题：哪些群体被征税而哪些群体被免税？国家福利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它提供给了哪些群体？这个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费自给？高水平的转移支付是分配性财政行为的充分条件；
实际上，分配性的财政行为是提供转移支付的一种关键机制。国家精英会通过承诺提高支持者的生活水平来确保职权，这促使他们减轻税收负担和扩大转移支付，这导致了预算赤字，而这些赤字由外部转移和通胀性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国家可能会尝试几种资源汲取的措施，但是这些都是通过隐性的机制进行：对外贸征税，提高汇率让出口商承担重负，以及通胀税。低水平的转移支付对于更广泛的国内资源汲取和不那么慷慨的福利政策而言是必要非充分条件。
国家构建与国家经济干预的模式在对发展的政治经济的开创性研究中，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提供了一个关于非洲国家经济干预模式的政治基础的有力分析。通过改变价格，尤其是降低对农民支付的价格，国家干预产生了虚假的匮乏或被国家掠取的租金。然后，租金被政治精英消费，它被转移到国库，或者被当做一种庇护再分配给精英的支持者来巩固政治支持。一般来说，有组织的和强大的支持者，如商人、城市工人和富有的农民等，会获得经济特权，而贫穷且没有组织的农民则承担了成本。尽管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案例支持了贝茨找到的国家干预模式背后的政治逻辑，但是它们没有支持贝茨对联盟形成的分析：当联盟政治可以解释国家政策时，联盟政治本身就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在叙利亚和土耳其，高水平的转移支付以租金的形式为城市阶层、富人和贫穷的农民提供了收益。事实上，在叙利亚和土耳其，我们没有发现像非洲那样偏向城市的特征，反而发现了对农村的偏好——价格被操纵用来为富有的小农提供特权，给城市阶层的补贴为这种偏向提供了补偿。在执政联盟中吸纳相对贫穷且没有组织化的农民的行为表明，支持国家的联盟的构成无法直接通过集体行动的能力推导出来。这种能力是各个群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或是经济精英个人行动的能力。
精英冲突的强度给联盟的形成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当冲突激烈时，精英会通过为强大和相对弱小的支持者提供高水平的转移支付来建立跨阶级的大联盟。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国家以多种方式干预各种市场，这些方式是通过为支持者提供租金并保护他们不受市场力量的侵害来巩固社会支持的。相反地，当冲突没有那么激烈，而当政者不用把平民阶层吸纳到联盟中就可以确保安全时，如韩国，贫穷的农民和城市工人就被排除在联盟之外。
此外，高水平的转移支付——向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或这两类阶级提供的补偿，这种向下层阶级提供的转移支付极大地提高了工业家的要素成本——强烈地影响了贸易政策的选择。20世纪，后发展的经济体最初通过进入非耐用消费品行业进行工业化，这些产业往往利用国内生产的农产品作为投入。如果国家给予农民转移支付，尤其是对超出世界市场价格的农业产出以支持价格的形式提供补贴，那么工业投入的价格，如纺织业生产商的棉花，也会上涨。如果国家同时也要将城市工人纳入他们的支持联盟中，那么工资就会上涨到超出市场价格的水平。工业家受到两边的挤压，他们要为原材料和劳动力支付更高的价格，这阻碍了他们生产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此外，国家对下层阶级的补贴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如果不通过持续的贬值来抵消，通胀会使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
【连锁反应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挤压产生】
因此，产业资产阶级必须因它参加联盟而获得补偿。结果很简单：跨阶级联盟导致了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国内市场的保障是产业资产阶级获得的转移支付之一。这样的联盟建立在高水平的转移支付基础上，后者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充分原因。由于高水平的转移支付是一个充分非必要条件，进口替代工业化可能存在其他原因，因此进口替代工业化可能先于跨阶级联盟的产生。
在土耳其，政策制定者在1950年至1980年间常常试图转向外向型的贸易政策，但是高水平的转移支付破坏了这些试验。我们在第五章中可以看到，转移支付的影响能够被直接观察到。另一方面，在叙利亚，政策制定者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原因很多，而1980年前，他们并没有进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的试验。这里，虽然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转移支付的影响，但是第五章提供了反事实的支持，即使叙利亚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支持了出口导向型增长，他们仍然受到限制而必须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
另一方面，低水平的转移支付是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必要非充分原因。
当国家精英并未致力于向下层阶级提供转移支付时，由于其他原因，他们可能不会选择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战略；
但是如果他们确实提供了这些转移支付，他们就无法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战略。
尽管韩国的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确实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高水平的转移支付在这里也是一个充分非必要原因——没有向下层阶级提供转移支付使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向出口导向型增长进行决定性的转变成为可能，尽管转变不是完全的。
当然，国家精英可能会因要素成本太高而补贴工业家，同时维持相对开放的市场。但是选择这种战略的可能性很小，原因有两个。
第一，对补偿工业家而言，保护是相对廉价方法。一定程度的直接补贴可能对克服资本匮乏是必需的，但是实行保护会促进私人投资。如果没有保护，国家甚至要提供更高水平的补贴，这会对已经因关税收入损失而短缺的国家预算构成额外的负担。
第二，通过保护对工业家进行补偿的战略背后有一个可行的经济逻辑的支撑。向下层阶级提供转移支付扩大了国内市场的规模，这为受保护的工业家的产品提供了不断增长的需求。导致保护政策的转移支付因而成为需求刺激管理的一种初级形式。
爱德华·阿斯福尔（Edward Asfour）在1959年对叙利亚经济进行调研时提出，低收入与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相结合“进一步地减少了当地对本地产品的潜在需求，因为更富有的少数偏好进口制成品，而贫困的大多数没有获得大规模购买当地制成品的手段，他们通常都满足于当地的产品”。因此，我将叙利亚和土耳其视为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至此，本文的论证都关注于吸纳平民相对于国家转型的时间。为了充分地解释经济结果，
这里必须引入第三个变量：长足的工业发展的时间。
在很多西欧国家和东亚的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吸纳平民不仅发生在直接统治转型之后而且在长足的工业发展之后。因此，有利于快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在平民阶层的转移支付产生之前，反过来这对日益扩大和增长的经济所构成的负担要更小。逐渐吸纳工人和农民肯定会影响制度，但是与叙利亚和土耳其这样的案例相比，其影响没有那么剧烈和根本。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国家转型和跨阶级联盟吸纳平民与工业发展的开启交会在一起。联结转移支付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论点最适用于处于工业发展初期的经济体；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下层阶级的转移支付能够通过资本密度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平衡，所以资本家能够用他们的利润来支付更高的工资，而不必损害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因此，“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一词指的是国家构建的一种特定模式：建立广泛的跨阶级联盟，将国家从非直接统治转变成直接统治的结构，发生在处于工业发展初期的社会中。我将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的概念部分地当做一种描述性词汇，用来区别高水平转移支付的制度和政策结果与发展型国家的结果，也用来把叙利亚和土耳其区别于更一般的民粹主义概念。例如，在拉丁美洲的研究中，民粹主义必然指的是反寡头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将工人吸纳为城市中产阶级和新生的产业阶级的盟友。此外，尽管民粹主义的分析经常包括对公共政策和经济结果的讨论，但这个概念本身仅仅指的是一种政治运动。另一方面，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特指依赖于跨阶级联盟的政体，它既包含城市和农村的下层阶级，也包含农村的精英阶层，如土耳其。此外，早熟的凯恩斯主义明确地包括与公共政策和经济结果相关的变量。
在最狭义的层面，凯恩斯主义指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阐述的观点中所包含的政策建议。凯恩斯提出，经济体能够在并未达到完全就业的程度时进入稳定的平衡状态。
在广义上来说，凯恩斯主义指的是一系列用于管理发达工业经济的行动和政策。这些政策的标志就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吸纳有组织的劳工运动。
因此，凯恩斯的政策表达了跨阶级联盟和转移支付的意思，但是这些政策和行为跟随在长足的工业发展和法律一理性行政结构的建立之后。另外，早熟的凯恩斯主义也指的是国家转型、跨阶级联盟和工业发展启动的同时发生；这三个过程的会合产生了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国家的结果。
因此，凯恩斯主义与早熟的凯恩斯主义的差异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因变量：国家构建和吸纳平民相对于长足的工业发展的时间。
总之，相对于凯恩斯主义，早熟的凯恩斯主义是精英冲突的产物，包含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处于工业发展初期的社会中国家结构大转型的主要部分。
如果政治经济的关键制度在实行凯恩斯主义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那么限制吸纳政策对财政结构、行政程序和国家自主性的影响就是可能的。如果社会在实行凯恩斯主义之前已经确定地进入了工业阶段，并且发展了大量的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那么为福利改善政策提供资金所需的资源则更容易获得，这也限制了凯恩斯主义对政治经济整体的影响。如果民粹主义风格的政策只扩展到一小部分人口，那么设计更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制度和制定这样的政策仍然是可能的。
但是早熟的凯恩斯主义违反了所有的三个条件，因此它创造了一个不同的发展轨道。
后面的第四至六章会提供实证案例来阐明和检验上面提出的观点。第三章探讨了在土耳其，非直接统治型国家中，精英冲突的出现、社会联盟的建立，以及向直接统治的转型；第四章同样地探讨了叙利亚。第五章考察了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官僚机构的性质、国家的财政行为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模式等，为国家转型和吸纳平民的制度结果提供了细节。第五章的重点是，展示围绕跨阶级联盟的建立而发展出的高强度的精英冲突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产生了相似的制度特征，尽管这两个案例存在着无数的差异。最后，第六章探讨韩国低强度精英冲突的起源和结果。这章讨论了因低强度的精英冲突而产生的联盟和制度的结果，并且提出了解释精英冲突差异的几个观点。